当今之世，文人庆幸不再因文字或言论被定上一个政治罪名，从此打入另册，乃至流放异地。然而，一不留神就惹上官司的事情时有发生。
小说家最危险。小说中的某个人物会有人或其人的家属来自动对号，于是便有一纸诉状飞入公门，控告作者诽谤他人的名誉。此类诉讼受理与否，权在法院。我们的法院往往会受理，而且会判定原告胜诉。
杂文家也危险。吴祖光先生一篇杂文涉及某个商家，那个商家就告他一状。法院收了状子，官司拖得很长。还好，最后原告败诉，吴先生称自己“惨胜”。
翻译家亦不可掉以轻心。60年代，法籍华人周勤丽女士用法文写了一部纪实性作品《花轿泪》，畅销一时，曾被译成十几种文字。韩沪麟先生的中译本于80年代出版，对原文未作增删或加工，如实译出。书中对作者原先的婆家刘氏家族的个别成员有负面的叙述，现居海外的当事人到90年代认为有损他们的名誉，偏偏不在法国与周勤丽本人打官司，反而到中国来状告译者。译者居住地南京的法院予以受理，审了几年，最后，大大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，判定原告胜诉，译本的出版者和译者各赔偿原告人民币一万元。
判译者败诉是否于法有据，我不知道。不过我总觉得罚重了。外国的事情我知道一点。英国大学者罗斯金批评美国大画家惠斯勒，用词过激，恼得惠斯勒状告罗斯金，法官判罗斯金罚款一个铜板。此事绝非孤例。当代法国报刊上常见奉命刊登的“司法公告”：本刊某日某期发表的某文涉及某人，因与事实不符，特致歉意，并缴纳一法郎象征性罚款云云。原告要求的多半也是纠正视听，不在乎赔偿他多少物质与精神损失。
不过以上三种情况，惹官司的虽是文人，控方都不是文人，不擅舞文弄墨，倒也不好要求他们只打笔墨官司，不打真官司。如果双方都是文人，才存在是打笔墨官司还是对簿公堂的问题。
一位批评家批评了一位小说家的作品，小说家不服。这位小说家其实写思辩性的文章也是一把好手，但他不是反批评，而是状告批评家。法院收了状子——我们的法院好像对文坛的争论总不乏介入的兴趣——开庭审理，判了原告胜诉。法院的受理和判决必定有他的道理，外行人毋属妄议，倒是可以总结一些经验教训。
我怕打被动的官司，即使赢了，消耗的时间和精力已不计其数。输了更惨，几本书的稿费搭进去都不够。为防患于未然，只有加强自律。我不写小说，不至于惹上前面说的第一种麻烦。翻译总是要做的，我决心绝对不译涉及现代中国人的外国小说或纪实性作品。偶尔技痒写杂文随笔，我提醒自己只谈风花雪月，不臧否自然人或法人。万一下笔不慎，也被人告了，我一盼法院不受理，二望法官只判我缴纳人民币一元的象征性罚款。不过胆大而且钱包鼓的朋友，若想出名，不妨主动引火烧身，专挑文坛名人的错，坐等官司上门。打赢了最好，打输了也虽败犹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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